李商隐生平:李商隐(公元813—858),男,汉族,字义山,故又称李义山,号玉溪(豀)生、樊南生(樊南子),晚唐著名诗人。邠国公杜悰的表兄弟。他祖籍怀州河内(今河南省焦作市下辖沁阳市、博爱县),生于河南荥阳(今郑州荥阳)。19岁因文才深得牛党要员太平军节度使令狐楚的赏识,引为幕府巡官。25岁进士及第。26岁受聘于泾源节度使王茂元幕,辟为。王爱其才,招为婿。他因此遭到牛党的排斥。此后,李商隐便在牛李两党争斗的夹缝中求生存,辗转于各藩镇之间当幕僚,郁郁而不得志,后潦倒终生,46岁便忧郁而死。字号:字义山号玉溪(谿)生,又号樊南生。所处时代:唐代。民族族群:汉族。出生地:河南荥阳(今河南郑州荥阳市)。出生时间:约813年。去世时间:约858年。别称:李义山。主要作品:《嫦娥》《霜月》《初入武夷》《登乐游原》《夜雨寄北》等。主要成就:诗歌成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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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夜雨寄北》、《锦瑟》、《无题》、《无题》、《登乐游原》、《嫦娥》、《代赠》、《无题》、《风雨》、《瑶池》、《为有》、《蝉》、《春雨》、《无题二首》、《霜月》、《少年》、《访隐者不遇成二绝》、《归来》、《贾生》、《天涯》。
二、历史争议
血缘谜团李商隐曾自称与唐朝的皇族同宗,但是没有官方的属籍文件证明此事,因而可以认为李商隐和唐朝皇室的这种血缘关系已经相当遥远了。李商隐数次在诗歌和文章中申明自己的皇族宗室身份,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。 生卒年考关于李商隐的生年,《新唐书》、《旧唐书》均无明文记载,但可凭借可靠的材料作出推断。唐武宗会昌三年(公元843年),李商隐作《仲姊志状》文云:“返葬之礼,阚然不修。至会昌三年,商隐受选天官,正书秘阁,将谋龟兆,用释永恨,会允元同谒,又出宰获嘉,距仲姊之殂,已三十一年矣。”由会昌三年上数三十一年。则可知李商隐仲姊死于元和八年(公元813年)。而据李商隐会昌四年所做的《祭仲姊文》,我们可知李商隐比其仲姊仅小一岁。所以,李商隐的生年必在唐宪宗元和七年(公元812年)。 关于李商隐的卒年,《旧唐书》本传载:“大中末,仲郢坐专杀左迁,商隐废罢还郑州。未几病卒。”大中为唐宣宗年号,始于元公847年,汔于公元859年。共十三年。这里的大中之“末”应当是指大中十二年(公元858年)。根据《新唐书》、《旧唐书》,裴坦于大中十一年为中书舍入,至大中十三年尚以中书舍知责举。温庭筠谪为随县尉,正当其时。那么,所谓“前一年”者,当是大中十二年(公元858年),李商隐死于这一年。 卒葬地考关于李商隐的墓葬地点,还有三种说法。一处位于沁阳市山王庄镇庙后村,另一处位于荥阳市豫龙镇苜蓿洼村南。前者是李商隐的原籍所在地,后者是其祖辈迁居所至的家乡。由于李商隐晚年生活的资料稀少,他死亡和埋葬的地点还没有定论。最后一处位于博爱县江陵堡村。 沁阳李商隐墓的文献依据是清代康熙年间的《河内县志》的古迹图和乾隆年间的《河内通志·陵墓》里的相关内容。《河内县志》里标示出了“李义山墓”的所在地。《河内通志·陵墓》明确记载:“李商隐墓,在府城东。文集内云祖茔在怀州东郊,今不可考。”
三、传闻轶事
与李商隐有关的传说,散见于后世的史料笔记中。 五代·孙光宪《北梦琐言》中记载:在令狐楚去世后多年的某个重阳节,李商隐拜访令狐绹,恰好令狐绹不在家。在此之前,李商隐已曾经多次向身居高位的令狐绹陈诉旧情,希望得到提携,都遭到对方的冷遇。感慨之余,就题了一首诗在令狐绹家的厅里:“曾共山翁把酒时,霜天白菊绕阶墀。十年泉下无消息,九日樽前有所思。不学汉臣栽苜蓿,空教楚客咏江蓠。郎君官贵施行马,东阁无因再得窥。”委婉地讽刺令狐绹忘记旧日的友情。令狐绹回来看到这首诗,既惭愧又惆怅,于是令人将这间厅锁起来,终生不开。后来又有人说,这首诗使令狐绹恼羞成怒,很想铲除题诗的墙壁,但由于这首诗里有出现了他父亲的名字(“楚”),按照当时的习俗,他无法毁掉诗作,就只好锁上门不看。也因此更加嫉恨李商隐。 宋·姚宽《西溪丛语》中记载唐末流传的一个故事:一群文人在洞庭湖中泛舟游玩,有人提议以木兰为题作诗。于是众人一边饮酒一边轮流赋诗。这时,突然出现一位贫穷的书生,口占一绝:“洞庭波冷晓侵云,日日征帆送远人。几度木兰舟上望,不知元是此花身。”吟罢隐身而去。大家都感到惊奇,后来得知,这人就是李商隐的鬼魂。在另一个版本(宋李颀《古今诗话》)中并没有鬼魂出现,是一群诗人在长安聚会时,有人朗诵这首诗,大家才发现原来他就是李商隐。 宋·蔡居厚《蔡宽夫诗话》中说:白居易晚年非常喜爱李商隐的诗,曾经开玩笑地说:希望我死后能够投胎当你的儿子。后来李商隐大儿子出世取名叫白老,这个儿子却十分蠢笨。直到小儿子出世,小儿子倒十分聪慧,大家都笑说如果白居易投胎,小儿子才是。 宋·李颀《古今诗话》中记载:北宋杨亿、刘筠等人互相以诗唱和,创立“西昆体”,以学习李商隐的诗歌风格著名。当时有一位职业演员扮演李商隐,穿着破烂的衣服,对别人说:杨亿他们活生生撕破了我的衣服。引起大家的笑声。有人用这个故事来讽刺“西昆体”诗派对李商隐的继承是生吞活剥。
四、骈体文
李商隐的写作,除诗歌以外的成就被论及得较少。事实上,他是晚唐时期最重要骈体文作家之一。这种文体注重文辞的对偶,并使用大量典故,广泛使用在唐代官方文件中。李商隐在令狐楚的培养下,成了一位骈体文的专家,为许多代笔起草过奏折、书信等文书。《旧唐书·文苑传》说李商隐“尤善为诔奠之辞”。由于当时章奏中使用的骈体文,要求词藻华丽,又要表述准确,因此对于用典的要求很高。而擅长写作骈体文的李商隐,养成了用典的习惯,因此被认为这是他的诗歌中喜欢用典的原因。 李商隐曾将其骈体文作品编订为《樊南甲集》、《樊南乙集》各20卷共832篇,今已不存。根据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、《宋史·艺文志》的记载,李商隐的文集,除了自编两集,还有另外一些。但前述这些文集,都没有流传下来。现今可以看到的李商隐的文章,是朱鹤龄、徐炯、冯浩、钱振伦、钱振常、张采田、岑仲勉、刘学锴、余恕诚等人,先后从《全唐文》、《文苑英华》、《唐文粹》等书中搜辑、考证而得到的。清朱鹤龄曾辑录《文苑英华》等书,编成《李义山文集》,但有明显的疏漏。清徐树榖、徐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补充,两人分担了笺、注的工作,成书《李义山文集笺注》,是第一个比较完整的注本。之后,冯浩又对《李义山文集笺注》进行考订改编,著《樊南文集详注》。钱振论、钱振常兄弟从《全唐文》中找到徐注本、冯注本均未收入的佚文两百多篇,编成《樊南文集补编》。最新的汇编文集《李商隐文编年校注》(刘学锴、余恕诚,中华书局,2002)中收入了352篇文章,其中大部分是骈体文,也有少量被称为“古文”的散体文。 范文澜在《中国通史简编》中对李商隐的骈体文评价很高,认为只要《樊南文集》存留,唐代的骈体文就算全部遗失也不可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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